作为一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，取保候审在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，但是，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，取保候审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适用空间有限、适用率低，这些都极大限制了取保候审作用的发挥。为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，为取保候审措施的完善提供实证依据，5月23日召开的“取保候审制度改革与辩护律师作用扩大”学术研讨会上，北京大学法学院、北京市律师协会、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检察院根据其一年多来对55例案件进行取保候审实验所取得的成果，提出了将听证引入取保候审决定程序，明确律师程序参与权的命题，引起与会专家学者、律师界代表的强烈反响，与会代表分别就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，律师参与取保候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，取保候审制度的改革与相关强制措施的完善发表了意见。

　　缘起：扩大取保候审适用率 改变滥用羁押现状

　　取保候审是强制措施的一种，具有保证犯罪嫌疑人不逃避、不妨碍诉讼的功能，同时也是保证犯罪嫌疑人以非羁押的方式等候审判、享有充分的人身权利和自由权利的重要措施之一。但是，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的适用率过低，没有发挥立法者所期望达到的作用。比如公安机关对户籍不在本地的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会采取取保候审，这种做法，公司。无疑不恰当地缩小了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。

　　北京市律协宪法指导委员会主任、大禹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燕生律师坦言，在其14年的律师职业生涯中，成功办理取保候审的案件很少，只有7件。其中，一件因罪行轻微不构成犯罪而得以取保;一件取保后，办案机关不了了之;一件取保后，嫌疑人脱保跑了;三件最终被判处缓刑。她认为，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：第一，现行取保候审制度法律规定不明，其实践中显现出的弊端可以用“可做可不做，要做就猜谜，客观条件虚无”三句话概括。“可做可不做”，是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可以取保候审而不是应当取保候审，对这样一个选择性概念，办案人员当然选择不做，因为相比较而言，不取保不仅承担风险小，公司法律责任。也更省事;“要做就猜谜”，是指侦查阶段就要猜审判阶段会判什么刑?猜取保候审后是否有社会危害性?此中不确定因素太多，合理性有限，猜错了办案人就要承担责任;“客观条件虚无”，是指司法实践中判处管制、拘役、独立适用附加刑的案子几乎没有。第二，取保候审决定过程由办案机关单方决定，缺乏公开性，律师不能参与其中，犯罪嫌疑人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。第三，在羁押这种封闭的环境里，办案人可以轻易获取口供和证据。只有嫌疑人招供认罪后，才得以会见律师，才有可能获得取保候审。

　　北京市律协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、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宵林律师的执业生涯中，同样也极少有取保成功的。李霄林认为，实践中办案机关更多的是把取保候审作为销案的手段，取保候审后案件就不了了之，如此行为，丧失了司法机关行为的正义性;而对于律师为什么不能取保的询问，得到最多的答复就是：“该人不宜取保”六个字。

　　为改变滥用羁押措施现状，客观有效地评价解决方案的实际效果，发现其中的问题，同时为刑事诉讼法的新一轮修订提供实证依据，2007年3月，北京大学法学院联合北京市律协、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检察院正式启动“取保候审制度改革与辩护律师作用扩大”实验项目。

　　研讨会上，项目负责人、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坦言，开展项目实验以来，他最大的收获有两个：一个是发现了程序的价值，尝试将以往秘密的、非公开的取保候审决定过程进行公开化改造，让律师参与其中;另一个是发现了在现实取保候审决定过程中真正发挥着作用，指导着办案人员决定的潜规则。

　　程序化改造：律师参与听证程序

　　说起实践中国法律师的法律地位，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业务委员会副主任陈洪忠律师认为，在现实司法实践中，能不能取保候审，律师是不起任何作用的;而现今这样一种制度设计，将律师的意见放到一个受重视的地位，让其找到了律师的尊严。

　　据平邑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正海介绍，“现今这样一种制度设计”，就是指将听证引入取保候审决定过程，让律师参与取保候审听证活动的制度设计。在项目实验过程中，明确规定律师享有四种权利：申请取保候审的程序启动权;对是否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调查取证权;对是否适用取保候审进行听证的程序参与权;以及对是否适用取保候审的知情权。

　　陈瑞华教授介绍，从理论上讲，在侦查(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)、批捕、公诉三个环节，都可以适用听证程序。听证通常由承办检察官主持，侦查人员、辩护律师为对立的两方。但是，由于公安机关对改革的积极性不是很大，现行诉讼制度中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没有指挥权，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没有义务参与听证程序，他们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，也基本上不会参与听证程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保障基本的三方构造，项目组接受了平邑县检察院的建议，调整了听证程序方案，在实验中由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作为一方，替代侦查人员的位置提出处理意见，批捕或公诉部门的负责人作为第三方听取双方陈述。这实际上是实验方案受现行制度限制而做出的调整。

　　记者注意到，除受现行制度限制外，改革实验还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和难题。例如，对律师调查取证权应否限制，应做怎样的限制?如何避免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影响侦查机关的正常工作?如果没有实验项目的存在，检察官还会为律师参与取保候审活动提供那么多便利吗?律师还会向嫌疑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吗?在律师介入需要收费的情况下，有多少人请得起律师……

　　从现实的角度考虑，这些难题的出现，一方面使实验方案不得不一再调整，另一方面，也凸显出在未来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，应着重对哪些方面做出调整。正如陈瑞华教授所言，所有这些必须面对的难题，正是实验项目的重要价值所在;如果立法对一些规则进行相应的修改，很多在试验中才能实施的规则就会具有现实的生命力。

　　尽管改革实验遇到不少困难，但将律师引入取保候审听证程序，这一程序化改造措施的提出本身，已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，有学者评价其为“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”。据参与项目实验的检察官反映，司法实践中，普通群众不理解取保候审的性质，一看到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，就认为这必定是花钱买人或者是找关系放人，而律师参与取保候审决定过程以后，可以给犯罪嫌疑人家属、被害人家属解释什么是取保候审，以及具体的理由，这就会使他们比较容易接受、信任检察机关的取保候审决定。